2010年5月13日星期四

513事件是推翻东姑政变 学者促政府还原历史真相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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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3事件是推翻东姑政变
学者促政府还原历史真相

作者/本刊陈慧思 May 13, 2007 03:28:24 pm



【本刊陈慧思撰述】在“513事件”遭“神话”了整整38年的今日,学者兼民权工作者柯嘉逊试图还原1969年“513事件”的真相,为这个困扰我国各族人民38年的历史事迹去神话。

发生在1969年5月13日的“513事件”38年来被官方定论为“种族冲突事件”,柯嘉逊(右图)根据史料挑战这项说法。他根据英国解密史料分析出,这宗困扰改变我国政治生态的历史大事件并非一起种族冲突事件,而是一起巫统精英策谋的政变!

鉴于官方说法已经站不住脚,马来西亚人民之声(Suara Rakyat Malaysia,简称“SUARAM”)和柯嘉逊呼吁我国政府成立独立的“还原513事件真相”委员会,展开公开听证会收集目击者的口供和看法,还原这个历史事迹的真相。

柯嘉逊从伦敦西郊克佑区(Kew Gardens)的公共档案馆发掘了一批解密文件;这批解密文件显示,“513事件”并非突发事件,反之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,目的是推翻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(Tunku Abdul Rahman)的政权。

柯嘉逊断然指出:“马来西亚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乱,绝非多元族群社会中自发的种族暴乱。有关的撤销保密的文件清楚表明,发动这场种族暴乱是有计划的行动。”

配合“513事件”的周年日,马来西亚人民之声(Suara Malaysia,简称“SUARAM”)今日上午在隆雪中华大会堂,为柯逊博士新着《513 - 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》举办推介礼暨举办“回顾513事件:独立后的种族关系与国家团结”讲座会,邀请柯嘉逊、学者兼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先阿里(Syed Husin Ali)和学者那卡拉贞主讲,吸引约120人与会。

赛胡先阿里符合柯说法

柯嘉逊指出,“513事件”是新兴马来官僚资产阶级推翻马来贵族阶层的政变;依照东姑阿都拉曼的说法,政变的主事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副首相阿都拉萨(Abdul Razak)和雪兰莪州州务大臣哈伦依特里斯(Harun Idris),其同谋尚包括了在位22年的前首相马哈迪。

马来亚大学前社会学教授的赛胡先(Syed Husin Ali)和甘榜美丹事件研究学者纳嘉拉贞(S. Nagarajan)皆认同,“513事件”乃一起由巫统内部派系斗争所策谋的计划,甚于一起民间种族情绪高涨所引发的暴动。

1969年大选,联盟遭到自独立以来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,它还甚至可能失去一些州立法议会的控制权。官方历史把在野党的游行庆祝视为“513事件”的燃火线,可是,柯嘉逊指出,许多观察家认为,在野党喜悦欢腾和大事庆祝,并不可能成为暴徒们行凶的借口。反之,制造暴动的很可能是图谋推翻东姑夺权的巫统领导人。

柯嘉逊引用1977年一名新闻工作者苏吉拉迪夫的话:“‘513事件’并不是自发的。它是经过快速精心设计的。这事件计划者的身份,还无法准确地说出来。不论它如何发生,“513事件”是针对东姑阿都拉曼的一项政变。虽然他继续担任首相兼巫统主席,但是他仅仅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。其实,东姑从此大权旁落。”

柯嘉逊在书中指出,到了1969年,后殖民主义的发展引起工人和农民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的不满。在求职与受教育,获取奖学金和执照方面,国家所采取的歧视性政策,令他们感到不满。

原本在马来西亚政治前景中占优势的联盟,他们在1969年大选中显得黯然失色。巫统至高无上的权力被认为已受到威胁。这一切等于给官僚资产阶级发出讯号,应以“马来人具主导地位”的名义,进行夺取政权的计划。

柯嘉逊是在其新书《513 - 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》(左图)中作出上述披露。他在书中把“513事件”喻为“关键性的政治起义”。他指出:“它改变了马来西亚政治史,确保新兴马来资产阶级的崛起,并通过‘新经济政策’,巩固他们的政治势力。”

鉴于“513事件”的官方说法已经为英国解密文件动摇,且在“513事件”发生以来政府从未正式对这段历史展开深入的研究,人民之声执行主任叶瑞生、柯嘉逊和赛胡先皆呼吁政府成立“还原真相委员会”,趁当时的目击者尚健在,就这起冰封的历史展开深入的研究。赛胡先也呼吁政府公开官方文件,助人民辨明真相。

柯嘉逊是人民之声的理事,他曾于1987年“茅草行动” 期间在《内安法令》下被扣留445天。获释后协助成立人民之声,随后参政并于1990年获选为八打灵再也区国会议员。柯嘉逊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士,后在同一所大学考获博士学位,他目前是新纪元学院院长。

“513事件”影响深远

官方数据显示,1969年5月13日国内骚乱期间,有196人丧失生命,180人被枪伤,259人被武器所致伤。根据“国家行动理事会”的报告,9,143人被逮捕,其中有5,561人被控上法庭。在暴乱过程中,6千人无家可归,至少有211只车辆被毁坏或损坏,而753所建筑物被大火烧毁或损坏。

柯嘉逊在书中指出,当时国际通讯记者所计算的死伤人数远远超过上述数据。他也说:“当局刻意把受害者属于哪一种族的事实掩盖起来。但是,众所周知,大部分的受害人是华人。”

“513事件”长期以来因涉及种族冲突,被编为社会议论的禁忌,我国官方历史书仅简单交待该起事件为“种族冲突事件”,没有多加阐述,以致“513事件”38年来皆作为“种族冲突”的符号存在着。柯嘉逊的新着,进一步验证了民间传送的另一个版本的历史:“513事件”实则是巫统内部斗争所引发的政变。

根据柯嘉逊的观察,种族暴乱发生后,政权更替一事是那么迅速和深入:国家行动理事会开始操作,新兴马来统治阶级权力直线上升,完全控制了整副国家机器,包括警察和武装部队。此外,解密文件也显示,国家在种族暴乱刚发生不久,就紧锣密鼓地策划70年代和80年代具争议性的经济和文化政策,并冠以新“马来议程”的名堂。

政府在“513事件”后制订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(1971-1990),其两大目标为重组社会与消除贫穷。新经济政策结束后,国阵政府在1991年6月公布“国家发展政策”(1991-2000),以取代新经济政策,强调经济平衡发展,基础工业多元化,重视人力资源开发。

虽然新经济政策的20年期限结束了,它仍是一个塑造今日马来西亚的政策,甚至可说是塑造马来西亚人生活、经济、政治的最重要因素。新经济政策向来被视为“土著至上”的经济政策,让马来人土著享有巨大优惠,扶持马来资产阶级。

近年来,土著特权以“土著仍旧落后他族”之名扩大至所有与政府有密切关联的领域,银行业以土著股权为准绳挑选指定律师楼便是一例。此外,自从“513事件”发生后,每当大选来临而我国的政权的现状遭受威胁时(如1990年大选、1999年大选),“513事件”就被亮出,恐吓人民一旦国阵政权或马来人地位被动摇,“513事件”便会重演。

这起骚动,俨然国阵稳住政权的秘密武器。还原“513事件”的真相,有助于破解 “必须维持现状,才能维持国家稳定”的迷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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